撰文：陈徒手

《东方历史评论》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年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张克侠与张、佟、赵曾有西北军同僚之谊。中央内务部接信后，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以年12月19日政务院“不应以人名做为街道名称”的指示为由，同意张克侠的意见。年2月10日内务部发函致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并转呈周总理，指出上海市已将此类街道名称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拟请总理考虑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予以更改。

周荣鑫2月22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阅处，万里25日转给副市长吴晗：“吴晗同志，此意见我同意，请酌定。”吴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请规划局提出意见，报人委决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接报后，与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将三条路均恢复原名或委婉改名，“张自忠路”恢复原名“铁狮子胡同”或与“地安门东大街”合并，“佟麟阁路”恢复原名“南沟沿大街”或因紧挨民族文化宫拟改为“民族大街”，“赵登禹路”恢复原名“北沟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协礼堂拟改为“团结大街”。此份报告还是谨慎地提醒到，“这三条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称，据了解是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三名军官的名字，改名后是否对统一战线的部分人士有影响，我们考虑不好，报请审查批示。”

报告送上后，市规划局还去信询问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务的副秘书长李续刚，李答复说：“暂不复，现还没定下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表态说：“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单位借故拖延，没有下文。涉及统战问题，高层领导下决心前难免有些含糊。

但是年8月文革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直到年初整顿街道名称，又借机降低了相应的革命色彩，恢复原本的地理特征，“张自忠路”不用“工农兵东大街”之名，并入“地安门东大街”。主事者又嫌“赵登禹路”之后的“中华路”路小名大，拟改为“白塔寺东街”，而由“佟麟阁路”变身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四新路”，这回就直接改为“民族宫南街”。

年起，北京市花费一年多时间，曾经进行过全市范围的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对四个城区的三千五百九十条街巷逐一考评，整合后四城区街道名称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条，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诸如思王庵、缠脚湾、狗房庙、八王坟等名称，并登报公布，立柱树牌，汇集整理成册。

即使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市委对街道名称的变换还是持慎重的态度。李琪在年2月30日一次会议上表示：“旧东西适当保留，有好处……忠孝之类的名称我们也用，孝顺父母，忠于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还明确认为：“红旗、跃进、人民、东风、火炬、向阳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政治名称不要用，革命的节日、革命的事迹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称上，用不好倒麻烦。”

李琪等领导的适时表态一时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热情，但是更换地名的请求还是经常发生。譬如年6月市整顿门牌工作组刘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组长吴晗、副组长李续刚汇报，建议把“石驸马大街”名称改一改，但吴、李以“石驸马大街是纪念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让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提意见者愤怒地指责说：“我们北京作为现代马列主义的中心、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寄生虫立碑？这难道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表现吗？不是，分明是对抗。”他们建议把石驸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邻近的“鲍家街”谐音，更改为“报佳街”。

对于此次整顿地名的效果，成立于年6月的新市委评价极低，认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义者，慑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曾于年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对城区街巷名称进行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整顿’。虽然在广大群众的舆论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称，但很多并未脱离原来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下来。”

对地名的政治挑剔，对吴晗等市领导不作为的不满，已经是北京主事机构内部酝酿已久的一种情绪，到了文革爆发之时已是按捺不住。年6月1日市整顿街巷工作组李如琴、张祖恩、程惠兰、常宣琦写信给市人委办公厅，揭发了李琪、吴晗的罪状，信中写道：“千万不要让封建迷信的东西继续阻挡我们人民前进，继续影响下一代，千万不要花了这么多经费，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整顿了街巷名，仍然是为封建反动的残余势力服务。”

年6、7月间，新市委执掌大权后，北京市文革运动汹涌奔流，新起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单位造反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适合时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年9月14日致国务院、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回溯了当时的狂热氛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对北京的街巷名称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和意见，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使首都的街巷名称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

报告中称，在讨论街道名称的活动中，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是五十年代刚刚起名的东部新建工业区，这也意味着除朝阳区之外的所有城区名称都要面临变动。现在坊间流传，当时要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但从现有开放的档案中尚未发现此议。

涉及城区二十三条主要街道名称的改动，市人委宣称已有了全盘的考虑，报告中不断重申是“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从城区的方位一一对应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将横贯首都中心的东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新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的东边道路拟定为“长征路”，西边道路因军队大院居多而叫“解放军路”；沿东方红大道的两侧道路，将依中共党史中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遵义、延安等，报告强调将以此“构成为一条革命历史的红线”。最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门至南苑的道路命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阐述：“显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报告中附有图示，清晰标明环绕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拟定名，如鼓楼至景山北墙为“总路线路”，府右街为“韶山路”，西什库大街为“集体化路”，景山东街为“代代红路”，西四至新街口为“红旗路”，东四至雍和宫为“红日路”，珠市口至马连道为“红卫路”，王府井大街为“人民路”等。图例中还留有几条线路空白，表示“尚在征求意见之中”，如“大跃进路”(地安门东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门西大街)、“必胜路”(西交民巷)、“大庆路”(东环南路)等。

这个送达国务院的报告只是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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