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传播与社会学刊》年4月号，第87-页，引用请参照期刊原文。

引言作爲日常實踐的國家

年的三、四月，是近代中國的「多事之春」。四月初六，新晉瀚林院進士蔡元培，在京師得知朝廷與日本簽訂「和約十事」，「痛哭流涕長太息」（王世儒，:31）。同一天，居於浙江溫州鄉下的舉人張棡，讀到了三月中旬的《申報》，知悉議和「確音」，深感「國恥」，「閱竟為之一嘆」（俞雄，:24）。而在江西和湖南之間來回奔波的舉人皮錫瑞，從三月廿六起就持續關注著這件事，並不斷與友人談「時事」，憤怒傷心之餘，有「亡國之兆」的感嘆（吳仰湘，:）。

陳旭麓（:）說：「年以來，中國因外患而遭受到的每一次失敗都產生過體現警悟的先覺者。但他們的周圍和身後沒有有意義的群體，他們走得越遠就越是孤獨。」事易時移，上述三位讀書人，所在省份不同，人生際遇差別亦大，雖然談不上是什麼先覺者，卻也不再形單影隻。事實上，翻看當時許多讀書人的日記，類似這樣的閱讀、交談和心情，殊為平常。對此，我們不禁要問，在年的春天，分散各地的讀書人為什麼可以同時關注戰爭與議和？實現這種同時性的社會條件是什麼？他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哪些變化？進而，對國事和國恥的持續關切對近代中國人的國家認同(nationhood)有何意義？

學術界關於歷史中國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國家(nation)的研究彼此糾纏，形成兩種不同的認識論。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很早就產生了民族主義思潮。譬如，呂思勉（:35-36）即曾說：「民族主義，原因是受異族的壓迫而起。中國自宋代後，受到異族的壓迫漸次深了，所以民族主義，亦漸次勃興。」這種認識論傾向於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發現「原初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近年來，因Duara()將中國界定為「自我意識的政治共同體」(self-conscious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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