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新闻时代,新闻教育还需要新闻史吗？

——以新闻史教学实践为中心的探究

南方传媒书院整合

以数据新闻时代新闻史教学如何应对为命题,结合近三年来数据新闻实验班和本科班的教学实践,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可以采用人类学视角,将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两门课还原成一门新闻史；同时使新闻史教学从囿于史实的教学中突围,进入为工具理性“去魅”、更具批判性视野的辽阔场域。在教学手段上,可以引入美式Syllabus做契约,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全时空课堂。

问题的提出

忽如一夜春风来,大数据时代就革了传统媒体的“命”,让我们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告别的时代”,旧媒体沦陷得如此仓皇,仿佛伴随着印刷时代晚近而起的新闻教育也显得不革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先进性和时代性。

于是,各新闻专业在广播电视、传播学、新媒体、数字媒体之后,又高举“大数据”的时代之纛,纷纷跟进,搭着大数据的顺风车开办了“大数据”性质的各类实验班。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时代之变,我们这百年的旧瓶里,能放些怎样的新酒呢？

根据学界公认的说法,中国的新闻教育是从美国横向移植过来的。

年,24岁的徐宝璜从密歇根大学受新闻和经济学训练返国,担任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助理。

年,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蔡校长支持他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当作课外组织,提供正式的新闻训练。徐宝璜给55名学生一周开两次课,用的是两本美国教科书:哈林顿(HarryF.Harrington)和弗兰肯贝格(TheodoreT.Frankenberg)的《新闻的基本要素》(),及葛文(JohnGiven)的《报纸制作》()。

从访问技巧讲到新闻道德。一年后,徐宝璜根据提议,发表第一本中文新闻教科书《新闻学》,序言中坦承内容和章节“取材于西籍者不少”。

其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离美国开创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仅隔十年,接着,两所基督教背景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分别于年和年建立新闻系,沿袭的都是密苏里模式。而所谓“密苏里模式”,也就是主张学新闻的方式是实践,强调动手做和职业取向。

燕京大学新闻系,作为北大新闻系(年院系调整后划归人大)的前身,其教师多有密苏里背景,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三个S之一的斯诺(Snow)就是燕京新闻系的教师,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自然其课程设置、课本选择乃至实验报纸都和密苏里亦步亦趋。

燕大新闻系学密苏里提供四组课程:写作和编辑、商业管理、新闻专业技能以及新闻理念。新闻理念之下自然包括新闻学概论、新闻历史和原则。

由此不难发现,除了(报业)商业管理,新闻教育从源头上就是自然地分作理论、历史、业务(采写编评)这“三驾马车”,百年的马车,拉了这么久,本来已成“圭臬”；结果新世纪以来,传统媒体江河日下,在一片告别声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新闻教育为“技术决定论”。未来的职业数据记者,采写编评的业务课当然还可以继续上,为了与职业高中相区隔,新闻理论也是标配；但是新闻历史,就有些“妾身不明”,合法性颇为暧昧了。

于是,顺着这个合法性危机,提出本文的论题,大数据时代,新闻教育还需要新闻史吗？

如果不需要,新闻史本身内在的那些知识性、规范性探求,如真实、新鲜、公开的新闻逻辑是如何形成的？“第四等级”或“喉舌”的历史成因为何？

这些内容是否可以置若罔闻,或为其他课程所代替？如果还需要新闻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讲什么和怎么讲？笔者从事中、外新闻史教学经年,机缘巧合,却赶上大数据时代,被推向大数据教学一线,数十年的教学思考应用到实战讲台上,这里的讲什么和怎么讲,自然有些会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践智慧”。

新闻史教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新闻教育错在哪里

在新闻教育要服务于新闻实践的不变诉求中,随着新千年头十年新闻实践的“告别”与“转型”,作为新闻教育“三驾马车”之一,新闻史教学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首先表现在教学内容脱离新媒体时代新闻实践的“语境”。新闻史教学内容“三十年一贯制”:以中外划界,按革命史分期,将传统新闻报刊作为主导内容。这样的内容框架甚至在年轻的新闻史教师引入最先进的“翻转式课堂”教学中,都少有变化。

其实,可以想像,如果新闻史内容“革命报刊史范式”不变,新闻史教学“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对立志成为数据工程师的九零后、零零后们来说,确实是少有吸引力的;

其次,从“核心”低配至“边缘”。新闻史一直以来都是专业“核心”课程,尽管不断有“采、写、编、评、播”等新闻业务课的竞争,但经过一线老师的不懈努力,还基本能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在数据新闻时代,新闻史的竞争科目则是诸多新闻采制的技术课程。这类课程以“酷炫”的教学手段和最前沿的教学内容取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吸引着就是为此而来的年轻学子们。技术引领未来,历史自然乏人问津；

其三,教学资源被严重挤压。为了给数据新闻的各种专业技术课程,如数据挖掘技术、Tableau软件、Python语言等腾挪时间和扩充学分,新闻教学资源不得不重新分配,这直接的后果是传统新闻核心课程学时锐减、内容压缩。比如各48学时的中国新闻史、新闻理论,缩合成48学时的“新闻理论与历史”，共80学时的中、外新闻史挤压成共32学时的“中外新闻史”。

新闻史的合法性遭遇挑战,追根溯源还是要从新闻教育本身去寻找原因。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二十年前在美国就曾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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