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1/7》的摄制组去了一个特殊的地方，见到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被称为精神障碍患者，长期生活在充满铁栏杆的治疗机构中，有家不能回。其实，你可能有所不知，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即便通过治疗可以出院，医院的大门。家人不愿接、经济窘迫、社区缺乏健全的康复服务体系等等，都成为他们“回家难”的重要原因。采访中，给出镜记者刘凝最大的感触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哀伤的故事，而他们的回家之路，除了有赖个体的家庭之外，还需要这座城市精神卫生的相关配套和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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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哀伤的故事”

作者：《1/7》出镜记者刘凝

他，抱起那把蓝色吉他，弹唱：“请别对我说再见，我的心跟你一起走，无论天涯还是海角。”因为爱情，这位曾经的歌手，疯了。

她，白发苍苍，面带慈容。文革中参加了厂里的“保皇派”。斗争的复杂性，让这位年轻纺织女工，疯了。

他，在父亲得癌症后，学习气功，以期能给父亲治病。父亲去世的那一刻，他疯了。

……

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都有哀伤的故事。

更哀伤的是，精神病复发率高，极难治愈。也正如此，精神障碍患者占据中国疾病总负担的首位。但他们更是家庭的负担和痛楚。长期的药费、住院费，是经济负担。病耻感带来的是深深的自卑情绪。

负重而行之难，难以想象。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家庭成员，让不幸成为这些家庭的统一代码。

那么，这个群体有多少？

——全国精神障碍患者万。

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话，这就意味每个人里就有一个。

与这个庞大的数字对应的是贫瘠。

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国外，精神障碍患者一旦符合出院标准，就可以回家。迎接他们的还有与家同等重要的社区康复机构。那里有适合他们康复的环境和课程，还有爱心满满的专业人士、志愿者提供的不中断的服务。上海也有类似中途驿站的机构，也算全覆盖了，但实施起来却不尽如人意。其中，机构最渴望的专业人士支持、志愿者参与、企业赞助等缺口巨大。

上海做为全国首个给精神卫生立法的城市，在该法实施十二年后，将文字法律变成了现实法律，然而依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健全服务体系，说到底，竟然也是跟我们有关的，每个人也有不少事可为。

采访中，在阳光心园，我问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将来怎么办？

他说，现在啃老，他们死了，我就自杀。

听这话，不像一个精神障碍患者所言。

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静默不言。

工作人员告诉我，她正在谈恋爱，和一个健全人。

不过，就是这样的好消息，也让人很难高兴起来。

《1/7》记者刘凝

精神障碍患者的归宿，不应是精神病院，融入社会，享受家庭的温暖，是他们的权利，也是社会的责任。如何他们的回家之路不再遥远？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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